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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治理之困若无对症良药怎见一湖春色

发布时间:2019-09-14 13:56:41 编辑:笔名

湖泊是地面水的主要组成部分,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具有综合性的生态功能。然而,由于以往我们在开发利用湖泊的同时,忽视了对湖泊的保护,致使一颗颗“明珠”蒙上污垢,黯然失色。

“为治理湖泊污染,把湖泊周边的污染企业搬迁出去是必要的,但若不发展绿色生产技术,不进行科技创新,那么污染还会在其他地方产生,这就好比摁下葫芦起来瓢。所以,污染企业搬迁与科技创新,两者必须并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潘纲说。

从“九五”开始,我国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等富营养化严重的湖泊展开了重点整治。10余年来,湖泊流域各地在污染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和预期目标相比,许多湖泊治理效果还不理想,像太湖、滇池这样的大型湖泊,水环境形势仍然不容乐观。我国湖泊治理依然面临许多问题,诸多困局亟待破解。

困局一: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

以滇池为重点,水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上的阳宗海、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洱海、泸沽湖、程海、异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是云南重点保护和治理的“九湖”。长期以来,由于过度开发利用,云南人印象中“捧起来就喝,跳下去就游”的湖泊,大多已失去了往日的灵秀与美丽。目前,除了泸沽湖、抚仙湖尚保持地表水Ⅰ类标准,洱海、程海保持地表水Ⅲ类良好水质标准外,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阳宗海均受到了严重污染,为地表水劣Ⅴ类水质。

“其实湖泊之所以出现污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追求粗放式快速经济发展,而如果发展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大量的环境污染。”谈及湖泊污染的原因,潘纲一语中的。

经济高速发展和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得工业污染日益加剧。以太湖流域为例,在最近20年中,太湖流域经济超高速发展。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急剧上升,到1996年,乡村工业总产值1513亿元,已占无锡市工业总产值的78%。这就意味着大量污染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业企业都转移到了监管薄弱的乡镇地区。虽然从1998年开始,太湖流域大力推进了企业达标排放,但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量迅速增加,原来的污染控制措施和能力已经无法满足原定的污染源控制目标要求。

我国湖泊专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所长秦伯强认为,这就是太湖水环境形势趋于严峻的主要原因。

相关资料显示,湖泊富营养化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2008年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8个国控重点湖(库)中,满足Ⅱ类水质的有4个,占14.3%;Ⅲ类的两个,占7.1%;Ⅳ类的6个,占21.4%;Ⅴ类的5个,占17.9%;劣Ⅴ类的11个,占39.3%。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和总磷。在监测营养状态的26个湖(库)中,重度富营养的1个,占3.8%;中度富营养的5个,占19.2%;轻度富营养的6个,占23.0%。一些大中型湖泊的水污染严重,已经失去其资源属性,无法利用,其主要污染指标也是总氮和总磷。

污染物大量入侵,使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再加上大肆围湖造田,造成湖泊水面急剧萎缩,使湖泊生态遭受破坏。在污染加剧和开发不当这双重压力下,湖泊已经不堪重负。

“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大量污染物的产生,湖泊也变成了污染物的接纳场所。为了治理湖泊污染,很多地方都采取将湖泊周边企业搬迁出去的方式,但是,如果不将简单的粗放式发展变为科学发展,不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入手,而仅仅靠简单地搬迁湖泊周边的污染企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潘纲对表示。

困局二:湖泊特点各异,缺乏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

为了使“重病缠身”的湖泊重现秀丽容颜,我国各地政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巨大的投入却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湖泊污染严重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改变,一些湖泊边治理边污染的现象依然存在,富营养化的问题仍然突出。

巢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多次出现“水华”,2003年7月中旬,更是出现大面积蓝藻暴发,局部水域堆积的蓝藻最厚达到几十厘米以上;滇池的微囊藻水华也常年不消退,水质腐败,溶解氧含量低,使附近自来水厂被迫关闭或多次迁址重建;2007年5月底

,太湖暴发大面积蓝藻,导致无锡市的饮水危机。

秦伯强认为,我国许多湖泊污染治理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湖泊治理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控源截污”。加之许多湖泊治理开始时,缺乏前期仔细的调查研究,使得污染源控制没有做到有的放矢。

综观我国的湖泊,不难发现这样的特点,不仅数目众多,而且湖泊成因各异,其周边的生态特点、流域经济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式迥异,其受污染的种类和污染状况也各有不同。

根据这些特点,湖泊的分类多种多样,既可根据形成的原因来划分,又可按照湖水温度的高低来划分,还可按照所含营养成分的多少来划分,也可以根据湖水所含矿化度的高低来分。可以说,不同类型的湖泊,其形态、自然条件和生态系统都有一定的差异。如滇池是淡水湖,但其属于高原湖泊,而同属淡水湖泊的太湖,则是平原湖泊。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那么湖泊的治理很有可能就是一本糊涂账。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湖泊治理方面已经开展这样的尝试,如云南省进行滇池、洱海、抚仙湖等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时,不仅始终贯彻“一湖一策”的治理原则,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云南省人大还在原“一湖一条例”的基础上,先后修订颁布了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程海保护条例,目前滇池保护条例也正在制定中。这些条例为九湖治理提供了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法律保障。

潘纲告诉,湖泊治理和湖泊的污染控制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要对湖泊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有一个统一的梳理,找出其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云南省“一湖一策”的尝试,只是我们在湖泊治理方面迈出的小小的一步,复杂的湖泊污染问题,需要辩证分析,不光要治标,还要治本。

困局三:湖泊治理受到资金与技术的双重制约

“为什么现在湖泊治理那么困难,除了污染控制这个前提外,关键是缺乏科技创新。要解决现有问题,必须有一个通盘考虑,但现实是,目前不少大的治理项目都是单一技术的拼盘,缺乏多学科交叉的创新研究。这就如同人生了病,不是把所有的药一股脑儿吃下去就能药到病除,必须把其中的相互作用搞清楚。”谈起目前湖泊治理技术的短缺,潘纲对表示。

他认为,我国目前的湖泊治理技术很多还不能同时达到安全、高效、低成本、大面积和标本兼治的效果。对于湖泊治理,期待用一种单一的技术来解决问题不太可能,需要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创新性研究和应用。

对此,秦伯强也表示,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淡水湖泊是浅水湖泊,又是富营养化比较严重的湖泊。治理这些湖泊一个很大的难点还在于湖泊中沉积物的悬浮和底泥污染物释放。虽然控制“内源”释放的方法主要有物理化学方法、机械方法和生态方法,但是具体用什么方法,需要先对湖泊进行诊断,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先对湖泊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诊断,再选择合适的方法。不顾其环境条件,各种技术轮番使用,并非明智之举。

除了技术上的短缺,资金的不足也成为制约湖泊治理的瓶颈。湖泊流域各地在治理湖泊污染时普遍缺乏创新的融资手段,过多地依靠国家投入,等待上级政府的支持,由于缺乏社会资金的有效注入,湖泊治理常常捉襟见肘。在双重瓶颈的制约下,湖泊治理举步维艰。

近年来,太湖流域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居住人口和城区面积成倍增加,紧跟其后的则是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激增,但是废水处理的步伐远没有跟上污水产生的速度。从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投资和运行来看,建设一个日处理能力1万吨的污水处理厂需要500万元人民币,它的年运行费用则高达52万元。由于现阶段工业废水的治理仍以厂内处理为主,基于投资大、运行费用高等原因,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太湖流域。从我国各地湖泊治理的现状来看,技术短缺、资金困乏仍然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各地必须解决的两大难题。

困局四:湖泊治理思路单一,缺乏综合统筹

湖泊作为一种与人类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独特资源,在供水、防洪、航运、旅游及维系区域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将湖泊及其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开展研究,成为湖泊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些城市政府开始打破行政区域的界线和障碍,实行流域统筹综合治理。

早在2000年9月23日,云南省成立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并在省环保局设立常设机构“九湖办”。九湖治理从此摆脱散兵作战的局面,转向科学的治理方式。

2004年4月22日,在素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环保部门倡议和主持下,首个“跨域保护”的政府协议《保护梁子湖协议》签订。随着武汉、鄂州、黄石、咸宁4市政府联合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湖北省及4市环保部门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相关保护行动。

但是由于受到体制和机制的限制,更多的湖泊治理目前还停留在单打独斗阶段,单一的治湖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湖泊保护与流域乃至城市区域发展之间仍然缺乏有机的结合。这样就使得我国有些地方虽然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污染得到基本控制,但是如果整个流域的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消除,造成湖泊污染的因子依然存在,期望湖泊彻底解决污染问题仍然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再者,湖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往往涉及到多个行政区域。湖泊治理如果不从整个大的区域范围来考虑,不将其纳入整个区域发展的大棋盘中,缺乏整体规划,缺少统筹考虑,湖泊流域周边地区工业、农业、人口的布局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定与湖泊的开发利用等相脱节,往往导致经济发展的无序和湖泊治理的混乱。

对此,潘纲认为,综合流域管理目前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获得成功,而我国刚起步不久,比起技术创新,综合流域管理对我国湖泊治理更重要也更迫切。在水污染治理的科学研究方面,我国目前正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水专项、863计划和973计划都打破了大学、部门、学科的界线,实现了力量的集合,可能为综合研究流域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机制。

我们期待,在综合流域管理方面,尽快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流域管理之路,让一颗颗“明珠”重新发出璀璨的光芒。(本报江苏、江西、湖南、云南、安徽、湖北、武汉等省市站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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